北两都，各被一桩“三案”次第击垮，岂不太巧？

这且不说，更诡异的是，两桩“三案”的情节直接看毫无关联，可是稍稍挖掘一下，却见它们之间有一根隐形的线索，遥相呼应、暗通款曲，教人不禁想起“冤有头，债有主”那句话。

此话怎讲？盖北京“三案”之起，都因朱翊钧偏私郑贵妃之所出皇三子。这位皇子叫朱常洵，后来封了福王，就藩洛阳。他非别人，恰便是眼下在南京当皇帝的朱由崧的亲爹。这对父子，一个是昔年北京“三案”的导火索，另一个则跑到南京惹出新“三案”。明代福王，前后仅此二人，却不约而同扮演相似的历史角色，形式雷同，效果一致，让人错愕不已。

本篇单表南京“三案”。以往史家，对北京“三案”所含政治、伦理内容，有深刻认识。推原本根，阐究精微。但对南京“三案”，却有些掉以轻心，似乎觉得不过是朱由崧的几段“花边新闻”。对此我们不得不说，前人视野终有其局限性。诚然，单论事情本身，南京“三案”不很曲折隐秘，然而其真正特色不在于此，而在于所引起的解读及反应。在这一层面，南京“三案”极其活跃，交织其间的声音丰富多彩，整个过程有如一面明镜，将社会心理表现得纤毫毕呈，所体现的强烈参与性、互动性在古代条件下堪称罕有。假如我们欲取活体组织，对弘光朝做显微式的病理检视，便没有比这更适合的样本。

二

依次而言，弘光“三案”，首先发生的是大悲案。

眼看甲申年将尽，十二月十五日（乙巳）深夜，有男人在洪武门外闹事。有关记载描述为“夜叩洪武门”[1]，单看这五个字，好像没多大动静；然而，根据叩门者完全疯掉来推想，声势应该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