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甚至普通人的思维方式，和明清两代的社会究竟有何本质的不同？我看到的是制度的、文化的某些基因顽固地、换汤不换药地留存下来，许多中国人也习惯于循着传统的路径去解决问题。

于是，我在评论一些事件时喜欢透过历史来分析现实，这不是历史爱好者的讨巧，确实是因为现实就这样，它总是让人觉得“太阳底下无新事”。我在写作中不断提醒自己，要尽量避免简单的今古对比或者油滑的戏说以及牵强附会的影射。日积月累，这类文字竟然有了几十万字之多，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去整理它们。

一晃多年过去了，我告别了记者生涯，一头扎进书斋，做一个语言文化的图书编辑，注意力离时事政治和流行文化越来越远，因此相关的文章也写得少了。过去那些透过历史看现实的文章，也躺在电脑里，我以为我不会再去翻看。承蒙认识多年而从未谋面的向继东老师不弃，他鼓励我将这些文字整理出版，于是我抽出时间将那些沉睡的文章进行选择、整理、修改，整理过程中对这些文字的价值又有了些许的自信，好像所言所论，在当下并没有过时。整理出版，能博读者一哂，就足矣。如果能让人读后，对看待当下纷繁芜杂的社会有所助益，那则是荣幸之极了。

年过不惑，我已没有用这类文字哪怕改变社会一点点的奢望了。中国唐代大文豪杜牧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则说：“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就是人们从未在历史中吸取过任何教训。”看来中国和外国差不多，“以史为鉴”说起来轻巧，实行起来则千难万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