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八岁至三十八岁——应该是男人精力最旺盛也具有创造力的时期，我做过十个年头的记者，从事时政和法制新闻报道，间或也应媒体之约撰写时事评论与文化评论。_x,s+h!a¨n+j~u-e^./c￠o/m!应当说，我们这代人成长和工作的时代，是远溯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甚至一九一二年清室逊位至今，中国所经历的李鸿章所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变动最为剧烈的时期。无论是官方意识形态还是社会治理诸方面，“与历史告别”几乎成为一种文化时髦和政治社会运动，在一段“极左”时期内，我们曾经引以自豪的文物典章、风俗建筑，皆被视为该扫到历史垃圾堆的“四旧”，中国从来没有过如此举全国之力来荡尽传统、割断历史。在我做记者时，所报道的一切，从外观上看，无论是国家权力机关诸如人大、党委、法院、警署等等都是照外国之物而建构的，还是宪法、法治、民主、司法公正等概念或话语体系，都源自西方，似乎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全新的国家里，那些湮没在历史典籍中的王朝已经和我们没有关系。/精~武¨暁?税\枉· !已′发.布,最~欣/彰~截*

然而，随着新闻工作和时评写作的持续，我越来越发现，和历史说再见是那么的不容易。观察一些用现代词汇叙述的事件，比如司法不公的案件或“人民公仆”与“人民群众”的紧张关系，将那些表面上概念的泡沫弄开，会有很强的似曾相识之感——尤其是当观察者具备一些历史知识的时候。

以广受社会关注的群众上访为例，穷乡僻壤的小老百姓不相信法院审判，而愿意风餐露宿，避开地方官员设置的重重障碍，数千里赴京上访——这是中国人通过传统戏曲或评书所熟悉的告御状呀！几乎每一个冤案的昭雪，都靠“贵人相助”而非司法程序的自我纠错，那“贵人”必定是掌握权力的大官，他的批示使看上去无望的冤案峰回路转。这样的现实怎能让老百姓舍弃“清官情结”呢？

历史学者吴思先生比较过明清两代官场的“陋规”和现代官场的“潜规则”，如给上司送礼，竟然有惊人的暗合。,小-税-宅+ ~首¨发_“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如今的官员和整个官场根本就用不着翻检什么古籍，他们无师自通，与明清官场患上了一模一样的病症，就连‘三节’也和明清一样选在春节、端午和中秋，绕开了官定地位远高于端午的元旦、五一和国庆节。这真是莫名其妙，妙不可言。持续数十年的决裂传统和培育新人的凶狠努力，居然只造就了一点行贿名称和技巧上的差距。”吴思文中提到的那些收红包、送红包的官员，多是五十年代生人，“文革”中经历过“停课闹革命”“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中国一百余年来与传统文化决裂姿态最坚决的一代人，可他们能“无师自通”地赓续此类“官场传统”。

因此，在这个新技术日新月异、新名词层出不穷的时代，我观察世态人情、社会万象，喜欢做历史的比较，追寻历史的脉络和因缘，有时不免有今夕何夕之叹。

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代又一代当权者和知识人（士大夫），其中不乏有识之士，他们为列强环伺、国力不振、民生艰难而忧虑，“破旧”与“立新”几乎是一代代人的追求，许多人将百弊丛生归咎于旧传统、旧文化，将国强民富的希望寄托于“立新”，引进来自国外的新技术、新制度、新文化。应当说，一百多年来，取得不少的成就。从制度和话语体系来说，我们今天几乎是“全新”的，现代教育制度包括学科分类来自西方，公权力架构和社会治理的方式学习国外。更不用说现代科技的应用对普通人生活的改观，今天中国人乘飞机，坐高铁，开汽车，上互联网，生活方式和西方国家没什么区别。但越过器物层面和表面上的制度架构，深入去看中国权力的运行规则、社会的管理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