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2）

天空罗列着无数鲜红的云的旗帜，湖上却无声地燃烧着流动的火；归来的渔船好像从波中跃出，转眼之间它已从火上走过。,第·一!墈/书,蛧~ ?蕪`错`内~容·

——《太湖的早霞》（见《迥声集》）公木随手把它翻译成了“名副其实”的绝句：

长空焱焱树云旗，湖上飘飘流火影；倏见渔舟穿浪归，飞桨拨火霜帆冷。

翻译过的文字虽然古拙，语意也不十分确切，但是公木认为它可以证明：蔡其矫同志在使用什么方法，在走着什么道路去向中国古典诗歌学习：他的着眼点不是在词藻腔调上，而是在表现技巧上。

这可以作为他们当时友谊的见证。

1957年12月蔡其矫到武汉长江规划办公室，挂职政治部宣传部长，写了《雾中汉水》、《川江号子》等诗歌。第二年夏天回北京，在一种极为特殊的情况下，当时监视他“一不要自杀二不要逃跑”的公木，反而被推到被批判的“位置”上，蔡其矫作为跟公木关系密切的特殊人物，此时很快就被人们想了起来，被勒令回京参加公木的批判会，并根据组织的要求，写出全面的交代与深刻的检查。\鸿-特¨晓`税′惘_ *醉′新?璋?结\庚_薪·筷-到了九月份，蔡其矫写出了一篇长达13万言的《我的交代与检讨》，并且打印后装订成册。其中说：“我衷心感谢党让我有机会参加对公木等反党分子的斗争，并由此受到深刻的教育。这个斗争不仅为维护党的利益、维护党的文艺队伍的纯洁有绝对的必要，而且对于挽救一切犯过错误的同志，特别是挽救像我这样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也有绝对的必要性。通过这次斗争，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对别人和自己的错误行为和思想，只有斗争到底而不半途而废，只有批判到底而不存半点姑息，才能真正把这样的人（包括我在内）从泥坑中挽救出来。”

不过，蔡其矫还是被认为是公木庇护下的漏网右派而被批判，并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

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1976年１2月20日，公木收到诗人蔡其矫感时而发的诗歌《赠人》二首。从诗中可看出诗人的生活概况：仍未找到理想的落脚之地，徘徊于北京和福建之间。尚未得到平反的公木，此时也只能以“天地有大美”来祝福和安慰这位独具诗才和气质，即使在痛苦中也燃烧着诗火的同路人。?咸~鱼!看*书-罔. `最`鑫′蟑/劫·哽+歆~筷-

第二十四章（1）

第二十四章与何其芳的争执1958年５月，公木在《人民文学》发表了一篇《诗歌底下乡上山问题》。他没有想到，这篇文章却惹急了何其芳先生。

据公木在事隔３０多年后回忆，何其芳先生当时很不高兴，说他“岂有此理”。这是因为，他在这篇谈诗歌下乡上山问题的文章中举例子时，说了何先生“反对或怀疑”过“歌谣体的新诗”这样的话。

公木这番话引起何其芳先生的激烈反应。他认为公木这是“凭空给我加了一顶反对或怀疑歌谣体的新诗的帽子。这种无稽之谈应该辩明一下，其中有些真正分歧之处也可以提出来讨论。”

何其芳为此于１９５８年６月１０日晨４时为《处女地》杂志著文《关于新诗的百花齐放问题》加以反驳和讨论。他说有同志问他在什么时候反对过民歌体的新诗？何先生说自己从来没有反对过。于是那位同志告诉他，那年五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公木有一篇谈诗歌的文章，说他“反对或怀疑”过“歌谣体的新诗”。

何先生为了证实自己并没有“反对或怀疑”过“歌谣体的新诗”的“记忆可靠与否”，他说“翻出我一九五零年写的《话说新诗》，一九五四年写的《关于现代格律诗》来看了一下，我记得这两篇文章直接谈到过这个问题。结果证明我并没有记错。在《话说新诗》里，我说民歌体比五七言诗的限制小一些，可能有发展的前途，因而可能成为新诗的一种重要形式，并且认为说书、大鼓、快板等民间韵文，对于农民群众和文化水平比较低的群众是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