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辟工作不放松，联络人来争取人；到处安上小据点。?晓¨税~C~M_S! ^追.最^新·璋!截￠

遍山旗帜布疑阵。

腰插集束手榴弹，且打滚来且作战；眼看此路行不通，变个法子施软功：

开言叫声同志们，我底心里很沉重，知识分子革命性，我和人民共命运……狐狸装成泪美人，尾巴摇摇没处存。

再想骗人哪能行？

剥去假面现原形！

这首诗发表在《文艺报》上，后来还收入了公木的讽刺诗集《崩溃》。按说这样旗帜鲜明的公开批判，应该是很“坚决彻底”的了，可是，在后来公木自己被批判的时候，文讲所一位教员D先生还是当场站起来揭露公木：“不是批判胡风，而是宣传胡风”。那位老师指控公木作为文讲所的领导人，对于当时某些同志起来“保卫党的观点的发言”，不但不积极支持，反而泼冷水。公木也不得不低下头来，承认自己是“站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立场上来参与这次思想斗争的。/咸￠鱼\看+书¨惘. ￠更-薪.最^全_所以讲课、写文章对胡风的批判，也是软弱无力的。”“我的文艺思想中包含着多少胡风思想的毒素，这有待于进一步清理。”

从引用的《剥去假面现原形》来看，公木的批判语气是何等严厉，倘若说这是在“宣传胡风”，恐怕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可是在那特殊的年代，说你是在批判就是在批判，说你不是在批判而是在宣传你又如何分辩呢？

以下是公木在东总部胡同22号中国作协作检讨时披露的自己内心深处对胡风的一些认识。

第十八章（3）

公木坦言自己“为了批判，才去读胡风的书”。一面读，一面从中间发现问题，有时也被词句“迷惑” 住，便拿出来讨论，比如世界观与创作方法问题，甚至认为胡风说的有道理，便为他辩护。1955年5、6月，连续发表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公木很震惊。这时，他内心也有些疑问。什么是胡风分子？一个共产党员怎么会堕落成胡风分子？——老是在这两个问题上打转转。,求*书.帮_ /已!发?布.最?欣·璋-结·尤其是天蓝和鲁藜被公布为胡风分子，尤其是何家槐先生在上海一家刊物撰文，说天蓝在延安时期写的诗歌“全是为反党服务”，这让公木尤其想不通。

于是，公木就想进一步弄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概念。他同文讲所的同事古立高到公安部查对肃反材料，也顺便问过关于胡风集团的三个问题：（1）有没有一定的组织形式（支部、小组）；（2）有没有参加的手续（介绍人）；（3）与台湾、美、日是否有关系？得到的答复是否定的或者说还没有材料。于是，在公木心目中“就更加恍惚起来了”。

1956年批判斯大林以后，公木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概念进一步发生动摇。他怀疑这个案件能否成立，是否合乎法制精神？他认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中的分子，各人有各人的问题。像卢甸，历史上是还乡团长，又偷文件，当然是罪犯；像鲁藜，只是思想品质不好，所以同胡风结合了起来，公木便为他开脱，认为他只违反了党纪，并没有违反国法。因此他“便完全站在胡风分子立场上设想”：认为不能把“胡风分子”同特务、土匪并列为五类反革命分子作为肃反对象，因为有些胡风分子不一定犯罪。还认为有一些人，他指的是天蓝一类人，只是同胡风有一定关系，便被戴上胡风分子的帽子，并且在报上公布了。公木为他们呼叫：应该摘掉帽子，恢复名誉。

这样，他在后来做检讨的时候就被迫承认：“我实际上便把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个概念给否定了。”而且还进一步解释自己是怎么否定的？

（1）先化整为零，把集团化为个人，认为每人有每人的历史问题和行为表现。（2）再把历史问题预先性表现分开，看犯法不犯法只取决于眼前的行为。（3）再把现行表现分为思想品质问题与违法犯罪问题两类。这样，大部分胡风分子便都不是触犯国法的罪人了。这些思想除了在中直党代表小组会上讲过以外，还同文讲所的同事谈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