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艺的老师和学员多次深入到陕北和其他毗邻地区去，一面参加社会斗争体验生活，一面采集流传于人民群众中的民间口头作品，而从农村采集来的民间文学作品，便汇集到后来成立的由公木任主任的文艺运动资料室加以保存和整理。*s¨i¨l/u?x_s?w·./c?o\m~这个资料室的具体工作之一就是把鲁艺的同志们在陕北收集到的民间文学材料加以整理，编为选集。由于民歌材料最多，他们就先从民歌着手。像这样以如此规模和如此成就，有组织地直接从老百姓口中的采风，在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术史上，是第一次。全部采风所得，据说有千余首传统歌谣和少量革命歌谣。《陕北民歌选》这部民歌选集大体以反映陕甘宁边区一带过去和当时（1945年前）的人民生活为主；有些民歌虽说是从别的地方传来，然已在边区群众中广泛流行，因此也选入其中。这本民歌选实际上应该是“陕甘宁边区民歌选”，但“陕北”一词既然常常被拿来概括整个边区，他们也就沿用了此名。全书共分5辑：前3辑为传统民歌，后2辑为新民歌，即当时新编唱的民歌。第一辑“揽工调”，共12首，反映了劳动人民被剥削的痛苦和他们的劳动生活。第二辑“兰花花”，共18首，内容大多是反映封建社会里的妇女的痛苦生活和歌唱男女爱情的。·我,得*书_城, ~首*发-第三辑“信天游”，共293首，内分三类：其一为农民情歌233首；其二为不满旧式婚姻者35首；其三为杂类。第四辑“刘志丹”，包括革命民歌24首，新内容的信天游46首，大多数是土地革命时期的新民歌。第五辑“骑白马”，共13首，主要是反映抗战和边区建设的，其中也有对于国民党的揭露和诅咒。

全国解放后，成立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辑出版“民间文学丛书”时，何其芳应约把他手中保留下来的一份《陕北民歌选》手稿校阅了一遍，作了一些字句上的校勘和注释上的增改，各辑先后也略加变动，并为这个重印本写了一篇代序。他说：“虽说也临时看了一些过去没有看过的民歌材料，代序中的主要论点却都是在延安时研究的结果，就是说仍然是相当简陋的。至于字句上的校勘和注释上的增改，除了根据张松如同志的意见和我保存的一份草稿而外，又曾请在陕西生长的柳青同志、李微含同志就原书校看过一遍，并最后向马列学院的陕北同志高朗山、李之钦、王朗超、王琼作过口头调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贾芝同志为这本书的校正重印也花了一些时间，有些疑难的地方，曾代为调查。~小?税*宅- ¨追￠罪.辛￠蟑!节?附录的曲调则是请马可同志代校的。”收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编的“民间文学丛书”时，征得了原鲁艺的负责人周扬的同意，将编者改为何其芳和张松如（公木）二人署名。何其芳的《重印琐记》里写道：“回忆我们过去对于陕北民歌的词句的写定，每篇的去取，编辑的体例以及注释的工作，也是经过反复的考虑或再三的调查的。但这次校阅，仍发现有许多不妥之处。我们几个参加编选的人都非生长在陕北，这增加了工作中的困难。我解决这种困难的办法主要是依靠多次地向陕北同志做调查。我认为整理民间文学作品和利用民间文学的题材来写作是两回事情，不能混同的。整理民间文学作品应该努力保存它的本来面目，绝不可根据我们的主观臆测来妄加修改。虽然口头文学并不是很固定的，各地流传常有些改变，但那种口头修改总是仍然保持民间文学的面貌和特点，而我们根据主观臆测或甚至狭隘观点来任意改动，却一定会有损于它们的本来面目，对于后来的研究者是很不利的。”

鲁艺师生们在民歌的采录整理工作中遵守着三条原则：首先是“忠实地记录”。“若是民歌，最好把谱子也记下来。本地人搜集本地民间文学那是最理想的。若是外省人，不能记的字句可以用拉丁化记，但应加解释，鲁艺音乐系搜集的民歌，因用拉丁化记的部分未加说明，后来写定时很费事。”其次，“民间文学既是在口头流传，就难免常因流传地区不同与唱的人说的人不同而有部分改变或脱落。我们在采录时，同一民歌或民间故事就应该多搜集几种，以资比较参照。”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