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是太忙了。

我住院的这些天，250工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来了工程大队，将整个后山封闭起来，进行工程的后期施工。其次机械大队也换了一批人(因为施工机械换了)，包括原来的大队长。那个大队长由于下属误岗造成严重后果——罪犯混过哨位进入营区，抢走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一支(后追回)，打伤带班干部一名(就是我)——被降职处理；直接责任人吴姓班长和王姓战士双双被行政记大过处分，开除党籍，提前复员，实际上是被赶回了老家。警通连女战士芦苇也有错，因为连里力保，仅仅受了一个通报批评。

按说在这件事上排长陈子华也应该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芦苇弱不禁风，一受惊吓就趴下，算是陈子华“领导不力” )。不过由于陈子华勇斗罪犯，在最终抓获两名歹徒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被军区后勤部批准荣立一等功，因此那点小小的“责任”也就不必追究了。

我回到工地不久，新一轮的“复补教育”就开始了。时间为一个礼拜。接下来就是上课、学习、讨论、表态。时兴的口号变成：“一切交给党安排，一颗红心任去留”，“站好最后一班岗”等等。

与那警一排、警二排农村兵多的情况相比，我们排的工作比较好做。农村兵基本上没有愿意复员的，他们回去不能安排工作，只能回到生产队，继续参军前那种“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苦生活。我们话务排的女兵除了个别人以外，全都是城市兵，区别仅仅在于大城市、小城市和县城之分。城市兵复员回去是能够安排工作的，而且是百分之百吃皇粮的国营单位(那时也没私营企业)。不过尽管这样，也还是有很多女兵不愿意复员，韩守英就是其中之一。

老兵复员与否是连里定的事情，排里说了不算，韩守英深知这一点。这天晚上她找我汇报工作，完了问我她能不能复员，我没直接回答，我说：“其实我倒是想走。部队又不能呆一辈子，尤其是咱们女兵。而且还是干这个话务工作，要是医院什么的，还能干得时间长点，干咱们这个有什么劲啊？”

韩守英叹口气说：“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可是一想到脱军装，这心里还真不是滋味。”

我嘴上安慰她，心里却说：“小坏蛋，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就凭你干的那些坏事，你不走谁走？”

的确，韩守英必走无疑。连长找过我征求意见，跟我说这三个班长只能留下一个，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留下张丽华。尽管留张丽华也不理想，可是相比较而言，她比小高和韩守英还好一点。最后连里就是这样安排的，当然这个内幕韩守英不知道。

还有一个人心里一直不踏实，那人就是七班副班长何长娥。

何长娥是干部，她不能复员(几年后有了新政策，干部也复员)，她要是退伍的话，就是“转业”。

我当排长后不光将她“提升”为副班长，还认真履行了承诺，把她的事情跟连里、基地反映了好几次。但她的事情连里说了不算，甚至工地说了也不算，军区后勤不发话，谁也不能“落实”什么。因此在为她积极“反映”的同时，我只有不着边际的安慰她。有一次不知怎么顺口说了一句：“我估计上面也不会拖多长时间，也许‘复补’的时候一块就给你解决了。”没想到我还真蒙对了，“复补”教育刚开始，后勤就来了调令，调何长娥到禹川分部下属的一个文化站当干事。尽管那是个小地方，可也算是为她“落实”了政策。何长娥激动极了，也感动极了，抱着我哭了个一塌糊涂。

同样哭“糊涂”了的还有韩守英。她是听到老兵复员名单之后哭的。见她哭我却禁不住地暗自高兴。虽然从“实际效果”上讲，这个小坏蛋并没有真的伤害到我，但是她心术不正是确确实实的。这种人我看见就烦，所以她倒霉我就高兴，尽管这样的幸灾乐祸不大厚道。

“复补”的结果，我们三排复员女兵10名，补入新兵14人。张丽华升副排长，三个班长分别是：7班长佟蕊，8班长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