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之久了。

自从我1969年定居加拿大，为全家生计接受了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聘书，不得不担任了一班必须用英语教学的中国文学概论的课程。每当我必须用我笨拙的英语来解说我所深爱的那些中国诗词时，就感到极大的痛苦。那时的中国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连给大陆亲友通一封信都不敢，当然更不敢奢望回国去教书了。1970年加拿大与中国正式建立了邦交，我立即就申请回国探亲。1974年获得批准，我才在去国离家二十五年以后第一次重返故乡，与祖国和家人建立了联系。“文革”结束后，我在1978年提出了回国教书的申请，1979年国家教委安排我去北大教书。就在这时，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李霁野先生“文革”后复出，在南开大学任外文系主任的消息。我当时就给李霁野先生写了一封信，叙述了从台北一别三十年来的种种变化，告知了我已被国家批准回国教书的事。李霁野先生立即给我回了一封信，说北大还有不少老教授仍在，而南开在“文革”的冲击后，很多老教授都不在了，希望我去南开教书。李霁野先生是我的师长一辈，又有着当年在北平辅仁大学和后来在台北台湾大学的种种因缘，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就接受了李霁野先生的邀请。于是就在结束了北大的课程以后，来到了南开。那时南开大学还没有专家楼，就安排我住进了天津饭店。我原来打算安顿一下第二天去看望李霁野先生，谁知第二天一早南开就告诉我李霁野先生马上就要来看我了。那年李霁野先生已是七十五岁高龄，比起三十年前我们台北初见时当然显得苍老了许多，但仍然精神矍铄、热情依旧，一见面就问我的生活情况，对我在南开的讲课时间与往返交通等事，都作了妥善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