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与世变所形成的互为因果的多重复杂之关系。

2003年摄于研究所办公室

西蜀南唐的大多数歌辞之词中所蕴涵的幽微要眇、悱恻凄凉的美感特质与事变的阴影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五代时也出现了少数诗化之词，如李煜、鹿虔扆。这些诗化之词直抒哀感，变歌辞之词为士大夫之词，更是与破国亡家的巨大的世变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诗化之词的出现，北宋初期却并未被广大的词人所接受和继承，直到柳永与苏轼二位作者的出现，才使北宋词坛发生了变化。柳永的贡献是在形式方面的拓展，写出了大量的长调慢词；苏轼的贡献则是在内容方面的拓展，使得词突破了艳歌的局限，成了可以抒怀写志的新体诗篇。这两方面的突破，主要是由于柳永个人在音乐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才能与苏轼在创作方面所具有的过人禀赋，所以他们的成就可以说是个人的因素，与世变并无必然的关系。使得柳永、苏轼二家之开拓又重新获得了词之深微幽隐的美感特质的，是由于当时政坛上所发生的几次重大的世变。北宋之世所发生的新旧党争，不仅苏轼的几篇佳作，如其《水龙吟·咏杨花》及《八声甘州·寄参寥子》等，其天风海涛之曲中有幽咽怨断之音的一些作品，是因为其中蕴涵着党争世变之悲慨的缘故；就是由柳永一派所衍生出来的周邦彦的一些佳作，如其《兰陵王》（柳阴直）及《渡江云》（晴岚低楚甸）等作品，其低徊曲折令人寻味之处，也是因为其中隐含有党争世变之悲慨的缘故。

真正使得诗化之词与赋化之词的美感特质发挥到极致的，是宋代所经历的两次更大的世变。靖康之难——北宋的灭亡，在诗化之词中成就了一个由北入南的英雄豪杰的词人辛弃疾，辛弃疾词的盘旋郁结之气把抒情写志的诗化之词深致的美感，推向了一个高峰。而德祐景炎之变——南宋的灭亡，在赋化之词中成就了由宋入元身历亡国之痛的王沂孙等一批咏物的词人，这些咏物词的吞吐呜咽之中的微言暗喻，则把铺陈勾勒的赋化之词深致的美感，又推向了另一个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