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防，不是简单的民族情绪，而是出于对任何黑暗、倒退的担虑。无论那种情形缘于异族，还是本国恶劣的政治，都将是他们加以抗争和排拒的对象。

从这里，我们见到了明末尤其崇祯初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观念质的飞跃。这种飞跃，无疑正酝酿着政治、文化乃至社会组织层面的变革，它也许是古典形态中国的终极变革。那遍布东南（江浙皖闽）、在豫鄂赣湘等处亦颇形其盛的社团，呈现着罕见的思想活跃，以及社会新精神的流布。而这大转换、大蜕变，却在满清“朔风”劲吹之下，戛然而止。雍正皇帝可以高谈阔论“天下一家，万物一体”[92]，以“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93]、“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猃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94]等古远之事混淆视听，却不能抹掉当下满清与中国文明水平和状况的巨大落差。

进而言之，吕留良等的悲戚甚至不是针对满清，而是针对中国自身。他们以亲身的体会，感知并了解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他们目睹帝权这巨大的脓包已然熟透，仅剩一层薄皮，面临溃破，污秽即将一流而尽。证据就是他们已经有了文化上的觉醒，而且齐心协力、力学笃行做着精神思想的探寻与挖掘（明末思想风气之盛，学术反刍之深，确有中国文化批判总结意味）。但突然间，一个不久前还茹毛饮血的民族的入侵，不但把中国从很高的平台上拉到几百米下，而且出于对异族统治可想象到的情形，一个黑暗期随之而来很难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