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计于其内；三、仅为“玉牒”登记在册的名录。

这近三万之众的亲王、郡王、将军、中尉等，是怎样从国家财年中拿走八百七十万石的（约占四分之一以上）？《弇山堂别集》卷六十七“亲王禄赐考、各府禄米、诸王公主岁供之数”，有具体的数目。例如就藩于开封的周王：周府：周王岁支本色禄米二万石，袭封（第二代）岁支本色禄米一万二千石，郡王初封岁支禄米二千石，袭封一千石，俱米钞中半（半给粮食半折钱币）。兼支：镇国将军岁支禄米一千石，辅国将军岁支禄米八百石，奉国将军岁支禄米六百石，镇国中尉岁支禄米四百石，俱米钞中半。[28]

周王这一脉所得是比较多的，其他亲王基本为每年一万石，低者可至一千石，以下郡王、将军、中尉等类推。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自序云：“以总额而言，十七世纪末期的英国，人口为五百万，税收每年竟达七百万英镑，折合约银二千余万两，和人口为三十倍的中国大体相埒。”换言之，如分摊到人头上，中国民众赋税负担极轻。我们用具体的史料来展示这一点。《明史》食货志载：嘉靖二年，御史黎贯言：“国初夏秋二税，麦四百七十余万石，今少九万；米二千四百七十余万石，今少二百五十余万。”[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