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o;都不能容。

好在并非所有人都是这样高调。史可法就能够在一片狂热中，主张宽容。他上了一道《论从逆南还疏》，对那些漂亮辞藻加以驳斥：先帝惨殉社稷，凡属臣子皆有罪，在北始应从死，岂在南独非人臣耶？即臣可法谬典南枢，臣士英叨任凤督，未闻悉东南甲，疾趋北援；镇臣高杰、刘泽清，以兵力不支，折而南走，是首应重论者臣等罪也。乃以圣明继统，不惟斧锧未加，抑且恩荣叠被，独于在北诸臣，毛举而概绳之，岂散秩闲曹，责反重于南枢凤督哉。宜将从逆诸臣择罪状显著者，重处示儆。若伪命未污，身被刑拷者，可置勿问……总之应罪者罪，无为报怨之借题；应宽者宽，无令人心之解体。使天下晓然知君臣大义，不但在北者宜死，即在南者亦宜死，而圣明宥过；不但在南者姑宽，即在北者亦姑宽，必有全身忍诟之人，为雪耻除凶之计，宽以死而报以死，或亦情理之所必至也。[104]

看来古代也好，今天也罢，凡脚踏实地、勇于担当者，一般不在道德上唱高调，用心比较平和；倒是一些沽名钓誉之徒，往往激昂。

研究降附者的资料，发现一种有趣现象，即亲属中倘若一个在南、一个在北，经甲申之变便如隔天渊，在南者依然故我，在北者却一律成为反面人物。例如史可法与史可程，左懋第与左懋泰，周钟与周镳，顾杲与顾棻。史可程投降后仍为庶吉士，闯军曾命他写信招降史可法，只因大顺崩溃过快，其事“不果”。[105]左懋泰任“伪兵政府侍郎，镇守山海关”[106]。周钟事详前。顾棻被委任为“伪四川成都府同知”。[107]他们都是亲兄弟和堂兄弟，或一母同胞，或同受家训，道德品性即有所差，应不至霄壤之别。然而，在北者竟无一例外全部降附而名节不保。如谓巧合，岂不太巧？如系偶然，又何至于这么整齐分明？道德、名节解释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