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逻辑，任何现代人岂但接受不了，更觉匪夷所思。笔者并不例外。我在此娓娓述之，绝不表示认可。作为经过民主思想熏陶过的我们，对君父至上、爱君甚于爱国的是非观，只能斥之“咄咄怪事”。但是，回到1644年，这种是非观不仅不是“咄咄怪事”，反而无比真切，人们正是通过它来指导判断，决定言行。而且，不单明朝的态度为其左右，满清当局的举措同样处处以此为考量。

在满清方面，对于入主中原一事，显然经过极精审的计划。他们透彻研究了中国的伦理体系，深知如何获致权力合法性。单说以武力推翻明朝，他们早有此能力，却一直在等待真正合适的时机。当李自成作为造反者攻克北京、逼死崇祯皇帝时，满清意识到，最理想的时机出现了。入关后的事态，也继续证明满清当局有既定、成熟的政治战略。他们倾其兵力，一路向西追歼李自成，对黄淮以南的明朝则置之不问。他们尽可能地为自己捞取合法性，以便最终向中国臣民证明其君父大仇是仰赖他们方得偿报，乱臣贼子是由他们亲手化为齑粉。在北京，他们还为崇祯夫妇正式发丧，令其入土为安。第二年，当清军携带着李自成殒命的成就出现在黄淮北岸时，他们已经站在伦理制高点上，俯视着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