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中各部不得夺吏部之权。今用人乃慎言事，孔昭一手握定，非其所私即谓之奸，臣等皆属赘员矣。[46]

作为抗议，高弘图提出辞职。受到指责和侮辱的张慎言，更是坚决自请“罢斥”。正常情况下，皇帝应根据原则，对那班逾分的武臣进行一定处理，至少给予申饬；但在朱由崧来说，自己帝位就拜这些武人所赐，其“定策之功”回报还来不及，哪敢说三道四？他虽然也努力“慰留”张慎言，却始终没讲一句公道话。结果，十多天后张慎言果然“致仕”，成为弘光朝第一位去职的文职重臣。

整个武臣集团都蠢蠢欲动。发出类似信号的，不仅有开国元戎的后代，还有手握重兵的野战军统帅。“四镇”之一、新晋伯爵的刘泽清毫不掩饰地叫嚣：中兴所倚，全在政府，旧用大帅，自应群臣公推，今用宰相，亦须大帅参同。[47]

什么意思呢？他认为：走向“中兴”，必须革新政府；过去多少年，大帅的任用都由文官说了算，现在要变一变了，何人当宰相，大帅也应参与决定。

没有什么比这更赤裸裸地表明了军人干政的意图。二百多年“以文抑武”体制，现在明显成为明朝前途中一片最大的暗礁。一边是不容动摇的祖制、国本，一边是沮抑已久、而今在现实的支持下话语权突然放大，野心亦随之猛增的武人集团；这种尖锐矛盾，令所谓文、武分途变成了文、武对立。此时，李自成奔命远方，满清“腥羶”也根本还没有逼近，南京却已经内伤深重。这么一具躯体，还需要从外部给予打击，才会颓然委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