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具有实质意义的，不过《史忠正公集》所载内容过简，读者难以尽悉其意，倘若参照一下《南渡录》所述，对相关内容何其重要，辄豁然明朗：一切军民皆听统辖，有司听节制，营卫原存旧兵听归并整理，所辖各将听荐题用，荒芜田地俱听开垦，山泽有利皆听开采。仍听招商收税，以供军前买马置器之用。镇额兵三万，岁供本色米二十万，所收中原土地即归统辖。[23]

这段文字，顾炎武《圣安皇帝本纪》几乎分毫不差，谈迁《国榷》也大体相同。顺便说一下，我推测后二者所述均据《南渡录》。原因有二：一是李清弘光间在南京居要职，《南渡录》中事都是他亲历亲闻；二是《南渡录》成稿应早于《圣安皇帝本纪》和《国榷》，南京城破之后，李清便归隐故乡兴化枣园，杜门著述，顾炎武则参加过一段抗清活动，谈迁《国榷》虽写得早，原稿却于1647年失窃，“又发愤重新编写，一六五三年带稿子到北京又加修订”[24]，定稿起码是1653年以后了。

把《南渡录》的记载逐句读下来，我们得到以下信息：“四藩”被赋予极大权力，可以说军、政、财权集于一身。不单指挥军队，老百姓也归他们管；不单管得了百姓，还管得了地方官；所有原地方部队，都被收编、统一于麾下；有权提名、建议提拔军官，虽然理论上需要督师批准，实际只是履行个手续而已；凡属荒地都可任意开垦，任何矿产都可不加限制地开采；甚至，有商业管理权和征税权，税收不必上缴而留为“军费”；最后还有一句：“所收中原土地即归统辖”，即：但能攻下中原一城一地，就立即、自动、无条件纳入该镇势力范围，而联系上面所准予的诸种权力，其中的诱惑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