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入严重尴尬。他们高举“迎贤立贤”旗帜，假如朱常淓确系贤王，则对朱由崧的排斥，也好歹师出有名。不幸，二者间并无贤愚可言，不以伦序定迎立的做法，显得毫无根据。考虑到“国本之争”以来的历史，毋宁说他们等于走到了自己的反面。他们当初批评万历不讲伦序，而今己之所为也是如出一辙。尽管他们可以辩解，万历出于私心，自己出于公心，但旁人却完全可以说，就事论事、从法不可废的角度看，他们选潞王、排斥福王与万历图谋改变太子地位，实质没有不同。

这一决策失误，源自两点。

其一，确有动机不纯的因素。总体上，东林党人是明末政治中的健康力量，甚至昭示了历史的变革和新生，但并不是说，每个人品质、格调彼此相当，中间亦有懦弱、卑微之人直至投机分子。史可法、刘宗周、黄道周、祁彪佳等，个人品性都铮铮佼佼、无可指摘；钱谦益、吕大器却不免质地不纯、杂厝斑驳。钱氏在弘光登极、马士英揽权后，竟觍颜投靠；吕大器则在排福迎潞方案破产后，赶紧献上马屁，以图自赎。而这二人，恰是当时迎立潞王的首倡者和最积极推动者，可见这一方案羼杂不纯动机实属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