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推宗羲。”[3]我从这句话所得，不只是两大师治学各有所重，进而更在于，黄宗羲何以要将最大气力用于史学？这很值得深思。以他学问之广之深，这一定是出于郑重、特别的选择。我以为，那是对自己时代现实审视、判断的结果。明亡之后，痛定思痛，一代硕学依各自认识展开反思和总结；而在黄宗羲看来，明代近三百年人文的弊端，主要在于空谈许多义理，对历史却认知力严重不足。所以他的批判，不特别致力于理论，而集中在史学层面，通过摸索历史，得到和浮现真知。体会、揣摩这一思路，我觉得对于当代有极大参考意义。回看半个多世纪以来，根本问题也是义理过剩而史学不足。陈云曾讲“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4]，这是从国家政治层面对历史教训的总结，倘从精神思想层面看，相通的问题其实便是在义理与史学之间更应依凭和尊重什么。考诸现实，令人意外的是我们在国家政治层面基本已能采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态度，反倒是精神思想层面义理过剩而史学不足的情形没有多少改变。在“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年代，不必说义理压倒一切，史学则完全没有空间抑或是被义理“挂帅”的史学。“文革”终结，改革开放，思想学术似乎渐至多元，但深入观察，尚好主义的风气依然独大，基于事实的讨论迄无多少余地，某些慷慨激昂之士，盛气凌人、泰山压顶，以至詈以粗口而有恃无恐，其所恃者何？无非是义理握于其手。但义理在手为何就如此强势？将根由追索到最底层，我以为是历史检讨不足。因为历史检讨不足，许多事实没有厘清，或虽已厘清却没有进入公共知识领域、向社会普及，致一般人的历史认识仍处于某些义理覆盖之下而非来自历史事实本身。既有此“知识背景”为雄厚社会基础，就难怪有些人出言强悍，气吞山河，总有“朕曰”口吻，动辄置人罪不容诛。当下中国精神思想如欲走出这种氛围，别无办法，非得像黄宗羲那样，扎实地做史学功夫，辨伪订讹、澄清史实，同时带动社会有读史的意识，逐渐建立不论什么义理都要附丽于史、接受历史检验，否则就是空头说辞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