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那时我们的体制刚刚建立，而它又是从高度集中统一的苏联的斯大林体制以及战时状态下的中国革命根据地的体制互相融合而来的，由体制的不完善而衍生的一些缺失在当时只不过刚刚萌芽。~e~z?k/s,w·.?n~e^t*世上本不存在绝对的完美，“水至清则无鱼”，这是普通的道理，问题是没有经历过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岁月的像胡伯威这样的青年，都是在建国后“理想、纯正的共产主义理念和道德准则”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已被培养出一种“完美主义的世界观”，于是他们理所当然地追求一个美丽的新社会，而当他们以这种眼光观察现实，再以这把尺子衡量眼前的事物时，就觉得如梗噎喉，难以容忍了。

正是在作者的思想苦闷中，他迎来了1956年，这一年称得上二战后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这年2月举行的苏共二十大上，苏共领导人提出的一系列新概念，震撼并改变了世界，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后果的揭露，对胡伯威和他的那一代人而言更是石破天惊。然而，他看到的却是“没有人公开地大事谈论，《人民日报》上照登了会议情况，除了一般的套话，对那些新鲜、敏感的内容没有作什么评论”。他感到纳闷，“为什么建国后人人都不断地受着各种形式的政治教育，参加频繁的政治学习，可是当苏共二十大这样一个大情况出现的时候，至少在表面上反映出一种普遍的‘麻木’状态”？胡伯威得出的结论是：教条主义对人们的长期影响，已使得人们“对党和国家的大事独立动脑筋甚至发表自己意见的那种功能早已退化殆尽”。.E-Z~晓\说+旺* ?追*蕞·欣_蟑*結·作者其时并不知道，有关领导和有关方面受苏共二十大的震动更大，其中一些同志正密切关注着社会各界，特别是党的高中级干部和知识分子对苏共二十大的反应，正等待“乌龟王八旦”露头，好一举歼灭之。

年轻的胡伯威和当时许多人一样，他们并不清楚中国和苏联的差异性，他们看到的更多是两国的同一性，他们以为中苏两国的差异只是在于苏联是“老大哥”，工业比中国发达，集体农庄的康拜因比中国多，科技比中国先进，人民生活的水平比中国高，他们想当然地以为，苏联提倡的，中国也会跟着提倡，殊不知完全不能把中国等同于那些有苏军驻扎、靠苏军解放而建立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苏友好”虽然在一段时间里响彻云霄，但丝毫没有影响到中国的独立性，中国从来就是从自己的角度来取舍苏联经验的，在一些核心问题上，中国绝不会随苏联亦步亦趋，事实也正是如此，就在苏联“解冻”的同时，中国风紧云急地开展了“反胡风”和“肃反运动”，只是在“中苏友好”的大气候下，连老同志要理解和读懂这其间的复杂性和微妙性都是不太容易的，更不要说那些涉世不深、思想单纯的青年了。_a-i/l+e·x^i?a*o~s_h`u_o~.\c￠o?m′

天真的胡伯威“沉不住气”了，他觉得中国方面对苏共二十大有一种“暧昧态度”，他为此而焦急惶惑，他也不满意《人民日报》上先后发表的那两篇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宏文，认为这两篇文章以“一贯正确”的姿态，否认中国和苏联一样，也存在着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是不符合事实的。胡伯威并非不知道这两篇文章所具有的权威性和指导性，但他还是“本着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责任心”，以真名投书“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恳请最高领袖在党的八大上亲自出面制止对他的个人崇拜的宣传。他也写信给《人民日报》，请求党报把东欧正在发生的变化的准确信息告诉人民。胡伯威期待一种真正体现马克思理想的新政治文化，它的内核仍是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他以赤诚之心，把组织看作亲人，把自己的苦闷和希望向党倾诉。胡伯威给中央的信没有得到回音，他给《人民日报》的投书也没有发表出来，但作为思想动态，刊登在当时供党内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阅读的《内部参考》上（几十年后，胡伯威才看到了这份《内参》）。在刊发胡伯威来信的&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