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那个时代,可以不写“反共文学”,不写,没人找你麻烦;而写了,却可能遇到大问题,因为分寸拿捏不准,作家的“反共”与官方的“反共”规格不合,当局更害怕“反共文学”有可能演变成对国民党失去大陆的检讨批判。′墈/书′君~ ?最`芯-彰¢踕~庚·薪,哙¨
怎么写共产党?令许多人头疼。共产党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些去台的作家个个有体会。在大陆时代他们和共产党员都有或多或少的交往,不是同学,就是朋友或老师,但是他们却写不出具体的人物,用大陆的专业语言讲,就是写不出“典型人物”,无法在文学创作中塑造出符合国民党意识形态要求的“共产党员”的形象。
于是讲习班请来胡秋原,此公早年曾参加“福建人民政府”,事败后去过莫斯科,在莫斯科和重庆与共产党领导人王明、周恩来、邓颖超、叶剑英等有过近距离的接触。他说共产党有“宗教心理”、“会党心理”、“军队心理”,有集体性,宣扬全体主义,同规一宗,说话使用特别的切口,使用巫术、图腾、咒语,身体动作单调重复,产生交互作用云云。/6?妖+墈\书~蛧′ ,勉^废_粤¢黩·胡秋原上述言论谈不上深刻,特别是胡秋原说中共党员“身体动作单调重复,产生交互作用”,就纯属无稽之谈,在他之前和之后都没有如此说法,堪称胡秋原的原创。可能是过于荒唐,胡的这段话没有传播开来。
当时王鼎钧就认为中共不好写,一写就写成了国民党。事实也如此,阎锡山骂中共的那些泄愤之语,怎么可以搬到小说和戏剧中去呢?只能是那些概念化的“青面獠牙”、“五毒俱全”的“匪干”和“匪谍”了,时间一过去,“反共文学”的大部分作品就被大浪淘沙了。
就在当时,这些学员就说,看来写共产党只能是将来的大陆人才能写出来,果其不然,王鼎钧在几十年后高度评价几位大陆作家,认为他们在几十年前的话应验了。
那位姜贵呢?王鼎钧与他很熟,对他的作品也评价很高,我最早是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知道姜贵的大名,以后在台湾,朋友还送给我一本九歌出版社2004年再版的姜贵的代表作《旋风》,但是我实在读不下去,这本书没有引人入胜之处。,比,奇¢中/雯+蛧, ·已¨发/布*醉.新?蟑,节?
五、“做成宝石,镶在五星徽上”?
台湾在50年代之穷,远甚于大陆。大陆幅员辽阔,人口和物质资源极为丰富,财富收入也多,国家对高级干部(高干)、高级知识分子(高知)、高级民主人士的待遇都很优厚,他们工资高,待遇高,住房条件好,还依级别配有秘书、警卫、小轿车、公务员等。台湾当时只有700万人口,美援主要是军援,经援相对较少,而等待土改出效果,还需要一段时间。
据蒋氏父子的副官翁元回忆,蒋经国一家在50年代初的早餐就是一盆粥,煮一次罗宋汤一连吃几天。他还说,在官邸工作年终时,“老先生”(蒋介石)会发给他们一份100元的奖金,他说,这笔钱,对于一个普通的公务人员是多么大的鼓励。[6]胡宗南家境也颇困窘,盖因他的工资分三份,家中仅留一份,其他支援故旧,别的一般家庭就可想而知了。至于投稿、赚稿费也并非人人都可胜任,给《中央日报》副刊写稿就绝非易事,胡宗南之子回忆其母为弥补家用,给《中央日报》副刊投稿三次均被退回,其母为此在家痛哭,而胡宗南妻还是留美博士。
王鼎钧书中说,1951年中秋节,“中广”公司发给员工的福利,只有一块月饼。50年代初,有些作家坐不起公交车,虽然每张票只是5角,作家手上捏着4角钱,跟在公交车后赶路。有的作家因裤子破洞而不能出门。那时,在台北的公车上还常看到赤脚的军队传令兵。
我也听朋友说,即使一些公教人员家庭的子女,在1960年前很少有钱穿袜子。
1957年,开始出现初步的繁华,有霓虹灯了,也仅限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