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在1949年，钱穆等离开大陆，前往香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筚路蓝缕，创办新亚书院，中华文化的薪火，从中原大地一路南下到了香江之滨。!鸿*特￠小+税*网* *嶵\鑫?蟑′节_哽?芯\筷,

毋庸讳言，1949年后的台湾，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是由一个专制主义的国民党党国机器严密统治的。一方面，两蒋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另一方面，国民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思想、文化方面厉行禁书和“文字狱”，在这种背景下，怎么可能开出“新价值”？

历史的悖论也许就在这里：国民党吸取大陆时代“放任主义”的历史教训，以蛮横、粗暴的“一刀切”的方式，彻底清剿一切“煽动阶级对立”的30年代左翼文学或社会科学，终于实现了它多年以来梦寐以求、在大陆时代一直没能达到的目标：台湾社会的面貌被高度同质化了，依照党国机器的设计并在它的一再努力下，“反共”成了台湾社会的主导价值，台湾社会也成了一个反共社会。

和台湾形成对照的是，1949年后，大陆成了“革命社会”，与台湾一样，大陆也禁绝一切“反动”读物，不断清理、淘汰图书馆的藏书，甚至街头的“小人书”的摊子也被反复清理。¨微?趣′暁?说.罔· ·庚_辛.罪·筷￠和台湾不一样的是，大陆是越到后来禁书越严，及至“文革”爆发，所有图书馆关门，在马、恩、列、斯、毛、鲁迅外，所有书籍基本都被禁。而在台湾，到了60年代后，禁书的尺度大为松弛，出现了许多翻印本。大陆禁书对达到“舆论一律”的目标，居功厥伟，以后才会有狂热效忠于领袖的“红卫兵运动”。但是，大陆毕竟很大，无论怎么禁书，总有漏网之鱼；再则，60年代初，大陆为“反修”而在内部出版的“灰皮书”、“黄皮书”，在“文革”中流传到社会，多少打开了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实际起了启蒙的作用。

在禁书方面，类似台湾的还有新加坡。二战后的许多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衰败的同时，还会受到世界性左翼思潮的影响，大多会加剧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动荡。`午*4_墈^书+ +无+错.内^容\老练的李光耀为了截断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新加坡这个华人社会的影响，也是严禁左翼读物的流通。几十年后，当该国的中产社会已经稳固，当局又开禁左翼文学，此时那些作品已少有人问津，不再具有革命动员的作用了。

长期禁绝左翼读物，使得台湾一些知识分子对某些左翼名著的社会作用充满不切实际的想像。我认识的几位台湾学者都对我说，他们在解严后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仔细研读，其潜台词是读了该巨著，也就可以了解中共革命了。我告诉他们，他们是被某些“匪情专家”误导了。在大陆的共产革命年代，除了非常少的党内学者和“教条主义者”，中共大多数领导和党的高中级干部是不读《资本论》的。中国的共产革命是以农村为中心、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到1949年12月，农民出身的党员有340.1万人，占党员比重75.8%，文盲共300.6万人，占全党党员比重的69%，在那个年代，他们所接受的就是毛泽东的若干重要概念，以及“打土豪分田地”、“保卫土改果实”、“翻身打老蒋”等口号。至于知识分子，与其说他们是被《资本论》吸引参加中共革命，还不如说他们是受了鲁迅和苏俄文学的影响才投奔延安和参加学运的。我的这番话让这些朋友多少有些失望，他们大概不会接受我的看法，作为学院知识分子，他们还会一如既往地去读他们认为非常重要的左翼名著的。

说到台湾长期的反共宣传，其间虽然有许多歪曲和夸张（“反共八股”），但是大陆在50—70年代一些执政方面的极“左”错误，被台湾方面利用，用来凝聚台湾的民心，并取得成效，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两蒋时代台湾对大陆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