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由“选贵”变成“选贤”。管仲本人能登上相位便是“选贤”的结果。他不属于齐国国君姜氏一族,亦不属于齐国传统的政治豪门国、高两姓。他虽然是周穆王后代,姬姓,但家族早就破落,父亲早亡,为奉养老母,早年不得已和鲍叔牙合伙做生意。他这位王族之后已经不是“士之子恒为士”了。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张仪、苏秦这类“职业经理人”也才有了周游列国、待价而沽的机会。
历史证明,列国相争,谁能不拘一格选拔人才,谁能打破旧贵族的垄断地位,谁就能在竞争中胜出。秦国在这方面做得最彻底,几代国君改革的总体趋势就是打破旧贵族对权力的垄断,建立了不论出身只论业绩的激励机制,重用来自他国的商鞅、李斯等人。商鞅变法的重要内容便是以军功授爵位。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论“秦始皇变封建为郡县”:“古者诸侯世国,而后大夫缘之以世官,势所必滥也。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而天之生才也无择,而士有顽而农有秀。秀终不能屈于顽,而相乘以兴,又势所必激也。”
船山先生敏感地看到战国时代,“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的旧格局必然引起社会动荡。可以说,秦国的改革是因势利导,符合时代潮流。但秦历二世而亡,他没有总结出一套和平年代相对公平的官吏遴选制度。军功论爵只能在战争年代管用,灭六国一统天下后,其“以吏为师”的选拔制度只能将就一时。在“秀终不能屈于顽,而相乘以兴,又势所必激也”的大背景下,耕田的陈胜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时代最强音。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这些小吏、小商贩为骨干的汉集团战胜了以旧贵族项羽为核心的西楚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