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没有“民选”或“民调”这类比较可靠的计量“民心”的形式，“民心”的得失标准，在一定的阶段往往是模糊的、有弹性的。一个旧王朝覆灭，新王朝诞生，新王朝往往说自己是得民心，而旧王朝是失民心。这有以结果推导出原因的嫌疑。以明亡清兴为例，晚明固然政治腐败，民怨载道，但假设完全由当时的中国人一人一票来选择，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会选择一个关外少数民族的统治者？而一个新兴的政治力量起来造反，总会指责旧的统治者已经失去了“民心”，旧的统治者绝不会承认是这样的，仍然会强调民心在他那一边。

商汤起来造夏桀的反，说“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那么夏桀的罪状是什么呢？汤的解释就是他失去民心了，被统治的老百姓哭诉，“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而割正夏。”“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见《尚书·汤誓》）而到了商末，周武王又用这一套来对待商纣王，指责他“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尔万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妇……”而商纣可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吾有民有命”，认为自己并没有丧失民心，天命还在这里。（见《尚书·泰誓》）武王伐纣成功后，也一再宣称自己获得了民心：“释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闾。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大赉于四海，而万姓悦服。”（见《尚书·武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