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多伊奇（Karl W. Deutsch）的研究揭示出，现代化程度和民族主义都可以用邮件形式和流量、电话、报纸等来进行衡量。沟通交流越多，现代化程度也越高（这并不代表谁引发谁的因果关系）。政治体系和传播体系互相平行，谁也离不开谁。

所有的政治行为都是对沟通交流的这样或那样的反映。社会中存在不同水平和类型的沟通交流。面对面的交流是最基本的，也是改变或强化政治观点的最有效途径，因为它允许对话，这是大众传媒做不到的。直到20世纪30年代早期，面对面的交流一直是政治竞选的主要方式。候选人在他们的选区面对小范围的选民登台演说，寻求当地政治名流、地方长官和政治组织的支持。电视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这种草根演说，除非为了获得免费的媒体报道。

大众传媒面对的是无数的受众，因此比面对面的交流更能赢得大量选民或公众舆论。即使是最大的集会演讲，听众也不过数千，但大众传媒却是一种单向的传播。观众无法立即告诉总统他们不同意他在电视里传达的信息。大众传媒通常强化了既有的政治观点，但极少能够改变它们。广播电视确实比印刷品更具有说服力，因为它们更接近于面对面的交流，但其效果依然有赖于朋友之间的闲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