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后的“三十万言书”里，胡风写下了自己当初的真实感受：“我有机会和为数不少的从事创作的（包括不在文艺工作岗位上的同志和无名的青年作者）同志们谈过话，他们最大多数都明白地或者含蓄地表示了在创作上感到痛苦，在简单的领导方式下面找不到实践的道路，有的同志甚至流下了眼泪”，“从许多谈话和文章里我发现了对于文艺的理解非常简单，简单到了取消文艺的地步。_E?Z_小~税+徃\ ￠醉!芯*璋_结\耕¨薪￠哙?而这却是普遍性的现象”。

在东北，胡风还见过萧军、李又然、吴奚如等人，了解到不少延安等解放区的“黑暗面”，这几位老友在整风运动中都被整得很苦。还有一些作家跟胡风谈起对周扬的看法，比如丁玲曾同胡风谈到，周扬在延安这么多年，没有一个朋友，只有下级。天蓝也说，周扬只要人为他工作，没有个人的情分。胡风又从李又然处得知，周扬曾不同意出版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理由是文中的主要人物程仁与黑妮的恋爱是反阶级的。吴奚如谈话中也提及周扬，说他在鲁艺整风时骂人打人。公木在鲁艺和天蓝、李又然这些人一起遭到过“抢救”，估计也是有些共同看法的。-餿`艘`晓·税?蛧, ￠蕞¨薪.璋′节¨埂¨芯+筷\

实际上，胡风与左翼文学内部的主流派别的矛盾由来已久。

第十七章（2）

进入1949年之前，已经有大约十年吧，胡风在左翼文化阵线里一直被视作一个“异数”。他不是中共党员，他的文学理论富于“五四”气质，弘扬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传统，鼓吹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反对过分美化工农大众。这些都使他具有了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嫌疑。尤其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强调与工农大众相结合，胡风理论的“异端”色彩确实非常浓厚。1943至1945年，尽管胡风身处国民党的“雾重庆”，但红色延安依然有能力批判他。而在1948年的香港，处于大转折的前夜，党在香港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又对胡风发起过批判。 1952年6月8日，《人民日报》在转发舒芜检讨自己错误的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原载《长江日报》1952年5月25日）所加的“编者按”中，为“以胡风为首的”“文艺上的小集团”的错误性质，做出这样的裁定：“他们在文艺创作上，片面地夸大主观精神的作用，追求所谓生命力的扩张，而实际上否认了革命实践和思想改造的意义。\r?u?w*e+n?5·.-o,r/g`这是一种实际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这一年的9月到年底，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了四次有胡风本人参加的胡风文艺思想座谈会。林默涵、何其芳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于1953年年初，分别刊登在第2期和第3期的《文艺报》上。1954年3月至7月，胡风在他的支持者的协助下，写成近30万字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意见书”或“三十万言书”），以中国传统文人“上书”的方式，“转呈”给中共中央。这份“意见书”由中共中央交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处理。主席团将其中的二、四两部分印成专册，随《文艺报》附发，在“文艺界和《文艺报》读者群众中分开讨论”。 1955年的批判，即由这份“意见书”再次引发。开始是在文艺思想的范围内，后来成为“政治问题”。胡风及其追随者和同情者，被称为“反革命集团”。全国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批判文章。舒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的文章，并且主动上交了胡风在四十年代与他的大量私人通信。这一批判运动，在舒芜交出了胡风给他的这些信件，后来又“搜出&rd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