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名以刘峙领衔的三十八位国民党军领兵将领的《箴劝张学良、杨虎城电》，在要求张、杨释放蒋介石回京时，提出：“任何问题，无不可从长讨论，尽量采纳，见诸实施。”《刘峙等三十八位将领箴劝张杨电》（1936年12月14日），(台北)《革命文献》第94辑《西安事变史料》（上），1983年版，第375页。这种明显倾向和平谈判的态度，是与主战派有很大区别的。

在西安事变中的“主和派”（4）

胡宗南在行动上，也对军事讨伐张、杨持消极态度，驻军惠安堡、同心城一线，一直按兵不动。胡宗南还给驻军宁夏中卫与定远营的第二十五师师长、黄埔一期同学关麟征去电，希望胡、关两部协同行动。他在电文中向关提出两部应付西安事变的上、中、下三策：上策是两部就近占领一块根据地，如宁夏，站稳脚跟，静观形势，等待南京与西安的谈判结果，再图大举；中策是两部从宁、甘边界向甘肃境内友军第三军曾万钟部与第三十七军毛炳文部靠拢，配合全国黄埔系将领出兵讨伐张、杨；下策是以胡、关两部为主力，配合宁夏马鸿逵军，立即向西安进攻。覃异之（时任关麟征部团长）：《伪二十五师在甘肃阻击红军和“双十二”事变后的关麟征与胡宗南》，刊《甘肃文史资料》第5辑，第23页。很明显，胡宗南是主张“上策”，而不主张下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