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之所取胜者，谋也、勇也，二者尽之矣。以勇，则锋镝雨集车驰骑骤之下，一与一相当，而后勇怯见焉。以言说勇者，气之浮也，侈于口而馁于心，见敌而必奔矣。

若谋，则疑可以豫筹者也；而豫筹者，进退之大纲而已。两相敌而两相谋，扼吭抵虚，声左击右，阳进阴退之术，皎然于心目者，皆不可恃前定以为用。

唯夫呼吸之顷，或敛、或纵、或虚、或实，念有其萌芽，而机操于转眄；非沈潜审固、凝神聚气以内营，则目荧而心不及动，辨起而智不能决。

故善谋者，未有能言其谋者也。指天画地，度彼参此，规无穷之变于数端，而揣之于未事，则临机之束手，瞀于死生而噤无一语也，必矣。

玄谟之勇，大声疾呼之勇也；其谋，鸡鸣而寤、画衾扪腹之谋也；是以可于未事之先，对人主而拄笏掀髯，琅琅惊四筵之众。今亦不知其所陈者何如，一出诸口，一濡之笔，而数十万人之要领已涂郊原之草矣，况又与江、徐文墨之士相协而鸣也哉！

薛安都之攻关、陕而胜也，鲁方平谓安都曰：“卿不进，我斩卿，我不进，卿斩我。”流血凝肘而不退，兵是以胜。武陵王骏之守彭城而固也，张畅谓江夏王义恭曰：“若欲弃城，下官请以颈血污公马蹄。

骏听之，誓与城存亡，城是以全。繇此观之，拓拔氏岂果有不可当之势哉？勇奋于生死之交，谋决于安危之顷，武帝之所以灭慕容、俘姚泓，骂姚兴而兴不敢动，夺拓拔嗣之城以济师而嗣不敢遏，亦此而已矣。

皆玄谟所引以自雄者，而心妄度之，目若见之，口遂言之，反诸中而无一虚静灵通之牖，以受情势之变，而生其心；则事与谋违，仓皇失措，晋寇以屠江、淮，不待智者而早已灼见之矣。

言兵者必死于兵，听言而用兵者，必丧其国，赵括之所以亡赵，景延广之所以亡晋，一也。最下而郭京、申甫之妖诞兴焉。有国家者，亟正以刑可也。但废不用，犹且著为论说以惑后世，而戕民于无已。易曰：“弟子舆尸。”坐而论兵者之谓也。

十九

于崔浩以史被杀，而重有感焉。浩以不周身之智，为索虜用，乃欲伸直笔于狼子野心之廷，以速其死，其愚固矣。然浩死而后世之史益薉，则浩存直笔于天壤，亦未可没也。

直道之行于斯民者，五帝、三王之法也，圣人之教也，礼乐刑政之兴废，荒隅盗贼之缘起，皆于史乎徵之，即有不典，而固可徵也。

若浩者，仕于魏而为魏史，然能存拓拔氏之所繇来，详著其不可为君师之实，与其乘闲以入中国之祸始，俾后之王者鉴而知惧，以制之于早，后世之士民知媿而不屑戴之为君，则浩之为功于人极者亦伟矣。

浩虽杀，魏收继之，李延寿继之，撰述虽薉，而诘汾、力微之薉迹犹有传者，皆浩之追叙仅存者也。

前乎此而刘、石、慕容、苻、姚、赫连之所自来佚矣；后乎此而契丹、女直、蒙古之所自出泯矣。

刘、石、慕容、苻、姚、赫连之佚也，无史也??契丹、女直之泯也，蒙古氏讳其类，脱脱隐之也；然犹千百而存一也。宋濂中华之士，与闻君子之教，佐兴王以复中华者也，非有崔浩族诛之恐。

而修蒙古之史，隐其恶，扬其美，其兴也，若列之汉、唐、宋开国之君而有余休；其亡也，则若无罪于天下而不幸以亡也。濓史成，而天下之直道永绝于人心矣。

濂其能无媿于浩乎？浩以赤族而不恤，濂以曲徇虞集、危素而为蒙古掩其腥秽，使后王无所惩以厚其防，后人无所魏以洁其身。人之度量相越，有如此哉！后之作者，虽欲正之，无征而正之，濂之罪，延于终古矣。

二十

生人之大节，至于不惮死而可无余憾矣。然士苟不惮死，则于以自靖也，何不可为，而犹使人有余憾焉，是可惜也。

袁淑死于元凶之难，从容就义以蹈白刃，其视王僧绰与废立之谋，变而受其吏部尚书，以迹露而被杀者远矣。虽然，元凶劭之与君父有不两立之势也，自其怨江、徐而造巫蠱已然矣。

淑为其左卫率，无能改其凶德，辞宫僚而去之，不可乎？可弗死也。及其日饗将士，亲行酒以奉之，枭獍之谋决矣，发其不轨而闻之于帝，不可乎？言以召祸，于此而死焉，可也。

伐国不问仁人，其严气有以詟之也。风稜峻削岳立，而为元凶所忌，或殒其身，可也。何至露刃行逆之时，元凶尚敢就谋成败乎？且其官卫率也，将士之主也，元凶不逞，握符麾众，禽之以献，不济而死焉，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