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排的怎么样。

周启明是半月前“离队”回的河阳。他们农场压缩编制，十五个农场干部，给了他们五个转业指标。那里的好多干部都不想“脱军装”，因此周启明真是第一个递上的转业报告，还是第一个被批准的。

周启明在年底的时候，刚刚被调到农场场部，担任了场部机关的司务长。他打电话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还很不高兴。我说怎么给你安排个司务长啊，整天跟那些“伙头军”打交道，多没意思。周启明说咱知足吧，农场干部编制太少，往场部安排个干部才费事呢。我们卢场长这就算很不错了，我也没找过他，他就主动地照顾了我。

我心里话你真是天真的可以，如果不是杨政委替你说话，那个什么卢场长也不会主动管你的事。不过这实话我不能告诉周启明。我说的是，调到场部咱们也不干了，咱一定要转业。周启明象我的“回声”一样跟着说：“对对，给个场长也不干，咱一定要转业。”

那个密阳农场条件不好，但人家办事还比较“上道”。转业的人员确定之后，场里派了一个副场长、一个干事，专门为周启明等五个转业干部跑工作安排。这个时期的转业干部比较好安排，有些城市甚至还可以稍稍挑拣一下。周启明就在民政局、供销社和柴油机厂这三个单位之间，“自主”选择了河阳市河西区民政局。给他安排的职务是优抚科的干事，行政二十二级。

周启明走的时候，我正忙着应付后勤政治部组织科来检查工作，没顾上送他。他走后给我打过一个电话，来过一封信，说了说安排情况，言谈话语、字里行间似乎有些不如意，那封信上的情绪也不大“热烈”，我便有些放心不下。

吕奉正坐在办公桌后面看报纸，听了我的“请示”后他问：“小周转业了？怎么安排的？”

我说了安排的几个单位，听说周启明想去机关，吕奉不以为然：“还是河柴好啊，就是河阳柴油机厂，工资高，职工宿舍也不错。”吕奉是从军区后勤机关调过来的，他对河阳的的情况比较熟悉。

我说：“我当时也这么想。小周太懒，他说机关舒服一些，想去民政局，也不知道最后定了没有。”“定”是已经定了，“小周”都去上了一个礼拜的班了。我倒不是故意要骗我们主任，我主要是为了使我的请假理由更充分些。

吕奉说：“千万别上革委会的那些局，没意思。还是工厂发展潜力大。你回去给他做做工作。哎这样吧，后勤政治部有些‘批林批孔’的材料，让我下个月去开会的时候捎回来，我派你去拿，这样你算因公出差，路费还可以回来报销。”

我心里高兴，嘴上却说：“这，这不大好吧？”

“没事没事，这也是工作需要。你安排安排走就是了。”吕奉说着朝外直摆手。

出了吕奉的屋子我就想，以前常听连队的干部骂吕奉，但我来了以后发现他对我们这几个部下还真不错。看来还是毛主席说的对：“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只有“尝”过了吕主任，才知道他似乎不该挨那么多的骂。

我接着就去找书记艾琴开通行证。看到我那兴高采烈的样子，艾琴挺奇怪：“排长，不就去趟后勤拿材料嘛，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这个艾琴，她就是改不过口来。好像整个话务排的人，或者是话务排出来的人，就她一个人还一直叫我排长。她跟我解释说，她觉得还是叫我排长顺口，而且这样叫着，能提醒自己无论到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都忘不了我是她的领导。

听她这么说，我嘴上谦虚着，其实心里很舒服。我不知怎么就把我自己跟蒋介石联系起来了。蒋介石很喜欢“黄埔系”的部下管他叫“校长”，他那感觉可能跟我听艾琴叫我“排长”差不多(好像说反了，应该是我的感觉跟蒋介石差不多才对)。

艾琴之所以对我如此恭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因为我现在是“管”干部的组织干事。

从到了政治部我才开始明白，原来“权力”这个东西实在是相当的可爱。

别看我只是个小干事，别看我手中其实没有多少“实际”权力，但是我的职责是“管”干部。工地多数干部的档案在我手里掐着，这些干部的监督、检查、考核，都主要由我直接负责；这些干部的鉴定、结论、评语等等，也要由我起草(经领导审核确定)。因此，所有这些干部(当然主要是连职以下的小干部)都需要敬我三分。怪不得那时候王叔文对我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惊天大逆转，原来他是提前得到了我要调去政治部的小道消息。王叔文在机关混了